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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館員風采

                王立平:好的作曲家不能自恃清高

                信息來源:《中國新聞周刊》作者:
                發表時間:2019-10-09
                字號:/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新版《紅樓夢》重拍時,有人問王立平,“你會為新版《紅樓夢》寫音樂嗎?”王立平回答,”我不會再寫《紅樓夢》的音樂,不是不想,不是不愛,而是我在創作中已經傾盡所有,如果不能寫得更好,那為什麽我還要寫?”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王立平是著名影視音樂作曲家,由他譜曲的影視作品,有很多都成為了中國人的集體記憶,比如87版的電視劇《紅樓夢》、電影《少林寺》。在他還是一個音樂學院的學生時,便立下這樣的誌向,“一個好的作曲家不能老自恃清高,關在象牙塔裏坐而論道,而要給老百姓留下點他們聽得懂、能理解的曲子。”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87版《紅樓夢》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1982年,王立平從音樂編輯王芝芙口中得知,王扶林正在籌備電視劇《紅樓夢》。王芝芙問他,“你有興趣譜曲嗎?”“極有興趣”王立平說。事實上,王立平十年前讀完《紅樓夢》時,便有了給它譜曲的念頭,只是一直沒有機會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王立平和導演王扶林見面談他對紅樓夢的理解。不久,劇組邀請他加入。加入前,王立平提了一個要求,一是曲子全部由他創作,不能另找別人;二是歌詞都用曹雪芹的原詞,“誰也別太歲頭上動土”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確定主題歌時,有人建議用“滿紙荒唐言,一把辛酸淚。都雲作者癡,誰解其中味”。也有人說《好了歌》也很合適,但都被王立平否決了。“乍一聽《好了歌》似乎有點主題歌的意思,但仔細一琢磨,“好便是了、了便是好”是一種出世的思想,《紅樓夢》是入世的”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最終,他將《枉凝眉》確定為主題曲的歌詞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著手譜曲之後,王立平的壓力陡然上升。《紅樓夢》中,曹雪芹將人物、服裝、道具都寫得很清楚,唯有音符,一個都沒有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反復考慮,他決定寫成一種“十三不靠”的曲風:不靠戲曲、不靠民歌、不靠說唱、不靠流行歌,也不靠藝術歌曲,創造一種只屬於《紅樓夢》的音樂“方言”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其中,王立平給《葬花吟》譜曲耗時最長。起初,他一直寫不出來。幾乎每天都在想,“曹雪芹為什麽要這麽寫?”過去,人們對葬花吟的理解,都是淒慘悲啼。但王立平一遍一遍讀,總覺得這種理解不太對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 直到有一天,王立平突然想到,“天盡頭,何處有香丘”,是在昂首問天,內核是向命運的抗爭與呼喊,有屈原《天問》的味道。他將幾位紅學家請到家裏請教,紅學家很認同他的觀點,一個理由是:曹雪芹受屈原影響很深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那時,演唱影視劇的歌手,大多是名家、專業音樂人。但王立平卻覺得,由於《紅樓夢》音樂風格獨特,那些成熟的歌唱家,因為已經形成了自己的風格,反而難以去唱好《紅樓夢》中的歌曲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他打算找一個普通人來演唱。一次,他在家鄉長春參加聯歡晚會,聽到臺上的女歌手唱歌,覺得“找到了自己想要的聲音”。那位女歌手是陳力,彼時,她只是長春一汽制造廠的一名化驗員。不久,陳力從一汽進入《紅樓夢》劇組,一待就是三年,演唱了劇中所有的歌曲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“給老百姓留下點他們聽得懂、能理解的曲子”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如今,王立平已經78歲,早已滿頭白發。他的一生幾乎從未和音樂分離,他的父親是吉林長春的一名音樂教師,酷愛民族音樂。王立平小時候常聽父親吹笛子。“從開始認識這個世界,話也聽不懂,什麽都不明白的時候,就有這種熏陶。”他回憶說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12歲那年,他決定以音樂為主業。那是1954年夏天,團中央決定從全國選拔十幾名少先隊員,去蘇聯、匈牙利等國家,參加國際夏令營。王立平是被選上的少先隊員之一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回國後,他報考了中央音樂學院少年班。面試時,監考老師問他,“你想做什麽?”他說想作曲。“我從心底裏覺得演奏者也很可憐,李斯特寫個曲子他們就得一遍一遍照著練,我為什麽不能寫個曲子讓別人去練呢?”多年之後,王立平這樣回憶當初的選擇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在音樂學院,王立平一度很困惑。那時,校園的風氣是追尋新潮,將德彪西、拉威爾等印象派作曲家視為偶像,而不太註重傳統性。每年培養了很多學生,他們創作的歌曲大多曲高和寡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一次他的父親給他講了這樣一段經歷:在一列火車上,他的父親碰到了作曲家李劫夫。李劫夫說,他自己寫完新歌教工友們唱時,工友們有些地方唱錯了,他不會要求他們改,而是自己悄悄把曲調改成工人們能唱對的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這對王立平啟發很大,“一個好的作曲家不能老自恃清高,關在象牙塔裏坐而論道,而要給老百姓留下點他們聽得懂、能理解的曲子。”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他對生活的態度開始轉變。而他真正體驗到生活的艱辛、苦辣,則是在“文革”。“我的父親被逼死了,我的母親被送回農村老家,我也被送進了農場。”曾經,他覺得《紅樓夢》啰嗦、瑣碎。“文革”後,他重讀《紅樓夢》,想起自己所經歷了悲歡離合,第一次萌生了給該劇作曲的想法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影視音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改革開放後的第二年,王立平調入中國電影樂團,工作主要是給電影作曲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1979年9月下旬的一天,王立平接到電話,得知紀錄片《哈爾濱的夏天》即將在國慶黃金時段播出,但是原有的歌曲沒過審,要他在一天之內,趕出幾首詞曲。王立平提了一個要求,寫可以,但最好不要署名,“這麽匆忙趕出來的歌曲,別人看了,沒人找我寫歌了。”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王立平將自己關在家,星期一交了稿。對方說,“你這還少交一首呢?”王立平才想起,自己少寫了一首。於是,他又臨時趕出一首,便是《太陽島上》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這首王立平不想署名的曲子,卻影響力巨大。其實,王立平也從未去過太陽島。日後他回憶說,當時是想用這個曲子,表達一種“懷著希望面對明天的心態”。這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息息相關,彼時,“文革”剛結束三年,人們需要用帶有希望的曲調,告別尚未遠去的苦痛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時代在變化。在“文革”期間,在內地公映的香港電影,幾乎都是左派出品的電影。“文革”後,香港電影公司想改變這種狀況,開始想在內地拍攝新的題材,拍攝《少林寺》的選題,就是在這段時間確定的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由於少林寺在河南,香港電影公司想找一位既會寫電影音樂,又懂河南音樂的作曲家。此前,王立平曾為《紅旗渠》寫過音樂。一些河南音樂界的人,便將他推薦給了香港電影公司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他花了一兩天的工夫,寫了兩首歌詞。一個《牧羊曲》,還有《少林少林》。他很快又用河南地方戲的一些素材譜了曲,拿給導演聽,導演很滿意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但他卻提出要重新寫一版。多年之後,他回憶說,當時他問過導演,導演說該片不一定在河南上映,甚至不一定能在內地上映。於是,他擔心用豫劇曲風寫作的歌,會限制作品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傳播,他打算寫一首,即便在世界公映,也能被廣泛關註的歌曲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於是,他將民族音樂和西方音樂結合在一起,重新寫作了《少林少林》和《牧羊曲》,最終成為電影《少林寺》中的插曲。

                    也正是在為《少林寺》創作插曲時,他使用了日後稱為“用西洋樂器的托盤托起民族音樂的精華”的方式,這成為了他日後創作《紅樓夢》的基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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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主任:王仲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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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中央文史研究館

                館長:袁行霈 館長致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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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參事 館員 特約研究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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